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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7月28日是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能忘却的忌日。因为，在1976年7月28日那场惨绝人寰的地震灾难中，24万2千7百69个生命被无情地吞噬了。自人类社会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唐山大地震是死伤人数最多的一次瞬间自然灾害，世界上很多社会学家、地理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医学家……都曾从不同的视角留下了这一场灾祸的真实记录。但是，在国内70、80年代的生人中，却有很多不知当年悲情者，就是一些年长者，也或多或少淡忘了那令人心悸、惨不忍睹的一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们国家历史教育上大大地的缺憾。
对于自然灾害，当今国际社会都有了“预则立，不预则废”的共识。但是，由于主客观因素的羁绊，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国人很少或不重视预警机制，这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今天，我们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有了相应的提高，所以国内很多城市和地区建立了相对健全的预警机制，以防范自然界可能和将要出现的各种灾害现象。从一个宽泛的角度去审视，这是社会长足进步最为直观的体现，严格地说，也是国民享有一定程度上生存安全保障的权利，所以，预警机制的建立和健全本身蕴涵了极其重要的社会意义是勿庸置疑的。实际上，自然灾害有其不可抗拒的因素是妇孺皆知的，但同样的天灾，一个预警机制健全和管理有效的政府，不但可以大大降低其危害程度，也可使社会形态和民众心理得以保持稳定，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是有深刻教训的。
对自然灾害抵御，我们还曾有过极其幼稚的认识。我至今非常清晰地记得当年的一些口号：“他来一次地震，咱来一次革命”、“它震它的，咱干咱的”、“泰山压顶不弯腰，大庆红花照样开”……这在今天年轻一代的眼中，这样的语言实在是很可笑的，甚至是不可信的，但在当年那个泛政治化的社会形态中却是事实。而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我们还拒绝了国际社会惯例性的自然灾害援助，这让全世界都难以理解。
当时《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上有这样的一段文字：“自力更生的救灾努力说明了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考验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说明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而当时中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团还散发了这篇社论，并委婉地谢绝了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提出的由联合国提供的援助，这真是“闲庭系吗不胜悲”！当然，今天我们绝对不会再有这样的愚蠢行为了，但之所以要重提这段可悲可叹的往事，主要是让国人不要忘却我们曾经有过的民族性、国家级的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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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国人都能牢记并反省自身失误的历史，因为，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集体，抑或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只有不断及勇于反省，才会有不间断和真正的进步。
